谈球吧 - 在恐惧的阴影下，公民权利如何被悄然剥夺

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出现了关于鼠疫的最新动态：官方报告显示，近5000份样本检测均未发现危险病原体。两个生物安全委员会已确认没有发生实验室事故，超过90%的相关密切接触者已经结束医学观察，伊尔库茨克市也开始解除相关的预防性措施，官方明确表示当地不存在疫情风险。然而，世卫组织并未对此表示满意，指出俄方尚未提供“完整情况”，因此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依然要求公开死因的病原学检测结果及采取大规模防控措施的具体依据。西方媒体曾关于此事件夸大其词，炒作“第二例死亡”和“生物武器泄漏”，却遭到了俄方的明确否认。同时，美国和欧洲对信息的需求愈加迫切，而中亚部分国家则提高了口岸的检疫等级。

客观而言，科学界普遍认为此次鼠疫爆发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但与此同时信息透明度仍显不足。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短短几天内，恐惧迫使一些民众在无意识中默默接受了超出常规的管控措施。而这样的情形在新冠疫情期间已然显现无遗。在2020年至2022年间，多个国家在“保护生命”的名义下实施了极端的防控政策，许多欧美国家甚至宣布了数月乃至多轮封城的决策，对公共场所采取军事化管控措施，有些国家暂停集会与宗教活动，而且这些措施通常不附带明确的解除条款；后来的德国宪法法院裁定无期限禁止小型合规游行的行为是违法的。

在某些国家数字接触追踪应用的使用甚至被延续超出了公共卫生所需的范围。以“战时状态”不断地将立法监督悬置，行政命令直接具备法律效力；大规模收集公民的生物信息和行踪数据，并且没有设定删除期限的做法愈发普遍。对异议人士和弱势群体的差别对待也常常被当成合理化的理由，这在全球范围内的现象屡见不鲜。回首这些防控措施，明显存在超出比例原则的情况（适当性、必要性、狭义比例性），这正是哲学家阿甘本所警示的“免疫范式”：用生物安全取代政治自由，处于恐惧中的民众不仅未予反抗，反而主动请求实施更多的管理措施。在例外状态中，紧急权力的常态化已然成形，许多措施在疫情结束后并未完全撤销。 谈球吧

将目光再次投向伊尔库茨克，三股力量在“鼠疫疑云”中利用造成的恐慌。在信息不对称与官僚惯性的影响下，最初传出“试管破裂感染鼠疫”的消息，随后却纠正为“不明肺炎”；初期强行隔离200人，却未公布完整的检测数据——信息黑洞反而加深了恐慌，而恐慌又成为“先封再说”的理由，压缩了公众对事情真相的追问空间。此外，流量资本与地缘叙事的碰撞中，一些媒体渲染“黑死病再现”和“生物武器实验场”，以此获取流量；外部对俄方生物实验室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使公共卫生问题被政治化操弄。

再者，在治理惯性中，紧急权力往往没有设定终止条件，以“最大预防原则”来开展隔离、追踪与限制陪伴探视，却缺乏明确的撤销条件和时限。若公众被动地接受了这些安排，例外权力就极易沉淀成新常态，这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多个国家的共同经历。

因此，此时所要强调的并不是对真实风险的忽视，而是应警惕在恐惧驱动下无条件地放弃自身权利：接受无期限隔离和行踪追踪，却不追问法律依据与解除条款；默许无界限地收集生物信息与社交关系，甚至对特定群体的偏见仇恨（新冠期间早已反复出现）。这种状况宛如将“下雨的权利”拱手让给了“卖伞的人”，结果是“雨”不停地倾盆而下。 谈球吧

无论是在瘟疫、自然灾害还是社会恐慌的事件面前，公民至少应坚持不懈地要求信息的透明性，官方有责任公布原始检测数据、尸检及病原学检测的结果以及密切接触者的追踪信息，而不仅仅是轻描淡写地一句“形势稳定”。同时，必须对各项措施的合法性、必要性及其设定的时限进行追问，任何限制人身、隐私、集会或迁徙的措施都应具备法律依据，符合比例原则，并附带明确的终止条件（《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4条亦明确了此要求）。

保持独立的判断能力，明确区分“真实医学风险”与“被放大的末日叙事”，不轻易相信谣言，也不盲目崇拜权力。务必要铭记，紧急状态并不意味着法治的消亡，超越必要限度的紧急避险行为即为违法；公共卫生问题绝不能被当作随意扩张权力的借口。在科学防控的合作中，坚决保持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的底线，绝不在恐慌中轻易奉上自己的权利。尤其是在经历的伤痛尚未痊愈之际，更应谨记过去的教训。